覆鹿🦌

我只是不甘心,想求一个圆满而已。(微博:覆鹿-Lee)

老屋

    星期六的晚上七八点,对于刚刚开学的学生来说图书馆并不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地方,坐在寥寥几人的阅览室里,本该反复改写需要上交的调查报告,可过去了半个多小时,脑海里却没有一点相关的思绪。

    我所有的大脑细胞里都充斥着两个刚刚看到的字:老屋。

    老屋是什么呢?对于有的人来说,想起的应该是斑驳的墙壁、吱呀的木门、破了一个小窟窿的窗户纸,或者,是昏暗闪烁的电灯。这应该是母亲那一辈人脑海中的老屋了,一个与流逝时光中遗留记忆有关的东西。我也想纪念纪念我的老屋,像一个饱经沧桑的成年人一样,去回忆一段我最爱的时光。

    在母亲的讲述里,我出生的那个冬季下着好几年不曾见过的大雪,出生第二天,父亲便和姥姥从医院接回了了不起的母亲和新生的小生命。那时的父母住着单位分发给职工的二层小楼,我倚在父亲温暖的臂窝里进入了我生命中的第一个家。那样小的我对那些事情是完全记不得的,母亲告诉我,那时天极冷,房子里烧着炉子却怎么也不热,我被冻得哇哇地哭,到了夜晚更是哭到睡不着觉,于是父亲就把我抱进他的被窝里,用胳膊圈住我,一遍遍低声喃喃地哄我入睡,还时不时的要拍拍我。

    我有时想,我的出生一定是父亲生命中的一场劫难,一个夜晚,一个夜晚,白日要上班的父亲因为掌上躺着他的明珠而不敢入睡,太阳升起却还要揉一揉发困的眼睛去给女儿挣奶粉钱!而就在这间我毫不记得的屋子里,小婴儿的奶香伴着父亲柔声哄孩子的呢喃,那样多的日夜,交替往复,不曾间断。

    长到一岁我们搬了家,还是单位的房子,却多了一个幸福的小院子。父亲或许是养了女儿的缘故,连带着喜欢起了养花,不小的院子,这里被父亲放一个半人高的大鱼缸,那里郁郁葱葱的养着一片金钱树,窗台上,房檐下,就连大门口的台阶上也不放过,挤着挨着全是花儿!我对这样的日子依旧是没有印象了,好在我出生时父亲为了记录我的点点滴滴买了相机,透过那些微有发黄的老式胶卷相片,还能勾勒起一个老屋的轮廓:每间房子门口都贴着的父亲亲笔书写的红对联,大门口高高挂起的红灯笼,母亲手巧缝制的花帐子,啊,还有一个极大极大的画桌,刚会跑的我最喜欢趴在上面打滚弄得墨汁到处都是。在这些老照片里,我看到一个不曾了解的自己,穿着新衣服,抱着洋娃娃,人刚及母亲的腿关节高,脑袋中央还戳着一个大红点,用现在的话说傻萌傻萌的。透过照片,我看见小小的自己对那间老屋充满了喜欢。

    喜爱老屋子的人可不只是我,基于父亲的艺术审美和母亲的手巧能干,我们家布置成了舅舅姨妈们最爱来的地方。今天二姨烫了新头发,明天舅舅配了新眼镜,姥姥身后还拖着一群小哥哥,齐哄哄一帮人推着门儿就来了,于是父亲便指挥着一群人这个地方拍张照,那个地方摆poss,一点一滴,全记录在了相机里。

    再后来,随着父母工作的调动,我们又一次搬了家。

    第三次搬家有着质的跨越,我们家从小县城来到了大凉城,走出了小院子住进了小区。这一年我两岁半,我在那个叫南苑小区的地方住到了十岁,这里也成了我意识中记忆真正的源头。

    说起记忆,我还得暗自夸夸自己,不知为何,我能记得很早的事,所有人生的起点便是在这栋老房子里,我睁开眼睛,从床上坐起,眼前是父亲宽阔的脊梁,当时他正伏在案上画画,阳光从案前的窗户里照进来,刺着我的眼,我只能看清他的背影,然后软软地叫他:爸爸。

    小区里和我一般大的小孩很多,因为父母亲邻的缘故,我小时候有很多玩伴。楼下一层叫凡凡盼盼的兄弟俩,对楼五楼叫高兴的同班同学,三单元里嚣张跋扈鬼心眼超级多的车家姑娘,还有五单元三楼那个极其文静又学习好的柳一。

    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别人家的孩子,我开始有了竞争对手和比较对象。

    父亲说张家的盼盼比我踏实,他的弟弟凡凡又是最机灵,高家的高兴看书最多,车家的姑娘鬼心眼不讨人喜欢,你应该学学柳家的柳一,人家一直文文静静的,你看看你出去一会儿衣服就扯破了。

    母亲说还没生我时父亲就盼着要一个女儿,文文静静地穿着裙子,漂漂亮亮,多好。然而我打破了父亲的梦想,除了是个女孩子,剩下的一点儿都没按着父亲的期望来,穿着父亲买给我的绣着蝴蝶结的小裙子去玩,回家时就只见裙子不见漂亮的蝴蝶结了。父亲痛心疾首,想不通是哪里出了问题,最后和母亲一致觉得,我更需要好好管教,于是我成了小区里童年最不幸福的小孩子。

    在父亲的批评教育中,我伴随着一摞摞厚厚的书籍慢慢长大了,当我终于会自己嚷嚷着要钱去买书时,我们最后一次搬了家,住进了现在的屋子里。

    屋子在顶层,因为是商业楼的缘故修得极高,每一层都有25个台阶,爬着七层就像到了别人家的九层。楼下可以停车的地方很小,还有一个不怎么新的小二层扎在那里,进了单元楼,先上两层,就会出在一个院子里,绕一大圈,再进一个单元楼,再上两层,又会出在一个院子里,再进一个……总共上三个单元楼,爬七楼,才到我们家。

    其实这样连着大卖场的商业楼并不是最佳的居住小区,可父亲却坚决地买下了它,与面积无关,与质量无关,与价格无关,只因为一个原因,我在这栋楼的右边上小学,即将要在这栋楼的左边念初中,父亲上演了一场“孟母三迁”的戏码。而在我地心里,管它是在哪里呢,我爱死了这栋楼复杂的设计方式,这简直是一个绝佳的捉迷藏场所,我期待着和院子里的孩子们玩起来。

    然而令我和父母都失望透顶的是,这里居住的邻居要么久居在外做生意,要么人情冷淡不相惜,我们住在新屋里怀念着老屋的快乐,关起门来用电话联系着过去的邻居,只能埋头读书、埋头工作,除了逢年过节亲戚们上门,新屋里找不到往日的热闹。每天中午和晚上,父亲都会站在书房的窗子边上,从那个高高的位置,看我走过学校的操场,看我走进第三个单元楼,然后提早为我打开家门,像童话故事里被囚禁的人站在城堡的塔尖,孤独地看着自己在外飘荡的心。终于,有一天父亲许诺给我:等你考上一中,我们就搬到那里去。

    父亲的诺言并没有实现,住进新屋的三个年头后父亲就生了不轻的病,那时我还没有考高中。

    新屋也开始欺负起了无力管制它的主人。这栋楼因为是商业楼不能安装天然气,又因为楼高不派送,住户都得自己去煤气站灌煤气。之前,这样的事一直是父亲干,从不假手于我和母亲,五十斤的煤气装在一个厚重的铁罐里全部压在父亲的肩上,中途歇上一歇就到了家。

    可那一天,家里煤气用完了,眼看着要过年,必须再次灌煤气了,父亲病中不能干重力气的劳动,怕压破脾脏出血,母亲忙于上班给父亲赚取医疗费用,一家子的生计都压到了她的肩上,她忙里溜号灌来一罐煤气,却没有时间送上来,于是叮嘱我在楼下守着煤气罐,等等看有没有邻居回来顺路帮忙,然后就急急地走了。

    那个冬天不像我出生的冬天一直下着雪,可是太阳下却依旧冷得令人发抖。我久等也不见人来,借着女汉子心性想:自己都这么大了还能对一个罐子没办法了?于是拉住羽绒服的拉链便自己一个人提起煤气罐上楼,我第一次觉得楼怎么这么高家怎么这么远,走走停停,我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才到,也不知道,父亲当时有没有站在窗边看见我这么狼狈的样子。

    应该是看到了。到了七楼,父亲早早打开门等着我,我是第一次见到他那个样子,那样的表情我现在想想都还觉得难过。我也是第一次听见父亲说生女儿不好,当时的他声音不高,低低念了一句:早知道就生儿子了,女孩子哪有力气呀。他心疼我。

    父亲最后终于要住院了,刚刚过完年,正月十二还是十三来着,我没办法记得清,只记得那天父亲穿了一件很厚的大红色冲锋衣,非常喜庆的颜色,黑色裤子下是妈妈买给他的白色篮球鞋,父亲高高大大的,裹着厚冬衣一点看不出生病后的消瘦,只有我牵着的那双手冰冰凉凉,没有什么温度。我心里纳闷,怎么可以这么凉呢,出门前我刚刚给他热水喝的呀,这双手这么冷,当年是怎么把我抱在怀里暖和我的呢?

    没人回答我的问题,母亲提着父亲的衣物慢慢走在前面,我扶着父亲走在后面,下第二个单元楼时父亲扭头看了看以往他一直倚望的那扇书房窗子,然后才转身离开。

    是真的离开了,这一走,父亲就再也没能回家。

    后来我常常窝在书房的窗台上,看着学校的操场。放学了,走出那么多学生,穿着一模一样的校服,我想象着当初自己也走在其中,若我是父亲,定然不能在这人潮中精准地找到一个人。学校离新屋虽近却还有百米的距离,我的视力不及父亲,我怎么能看得那么远呢?但是父亲可以,父亲不用眼睛,父亲用心。

    新屋里没有了往日的热闹,亲戚们也知道母亲忙,不怎么登门, 因为习俗,父亲走后好几年内过年过节不放鞭炮、不挂福字、不贴对联。那个写对联的人也不能见了。我和母亲就这样寂静地度过了除夕。

    再一次可以放鞭炮是去年过年,母亲老早就打电话给我让我去买,说得好好放一放,庆祝新年。我买了好多大红响,一串串红艳艳可漂亮了。除夕那天母亲和我在厨房忙了一个下午,使出所有看家底的功夫准备了一桌子的菜摆在客厅,就等着春晚开始,然后放鞭炮吃年夜饭。之前过年家里放鞭炮的都是父亲,因为楼高怕炸着邻居,父亲就备置了一根长竹竿,放鞭炮时将鞭炮挂在上面,点燃引穗的瞬间将鞭炮甩出去,挑得远远地放,又响亮又安全。可是这次放鞭炮的是我,我怕炸着母亲,不让她握竹竿,母亲同样不放心要亲自点火引,我们决定合作。

    要是父亲在就好了。

    母亲点早了火,我又甩得迟,鞭炮还没出窗户就掉在地上炸了起来,刚炸起来的那一瞬间我反手将母亲推到了沙发后面,竹竿横在窗台间将我堵在了窗户边,我跑不了,只能钻进了窗帘里,隔着薄薄窗帘我清晰地感觉到炸起的鞭炮皮打在我的身上,声音震得耳朵好疼,四周都是烟火的呛人味道,让人喘不过气。

    要是父亲在就好了。  

    我觉得窒息。我只有这一个念头。

    你看,你不在,我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。

    鞭炮终于炸完,我钻出帘子,四周一片狼藉。幸好有一扇窗帘,幸好我将母亲推了开来,除了手上一点灼伤,唯一损失的就只有那一桌准备了好久的年夜饭,菜里碗里全是碎沙和炮纸,不能再吃了。我不知道该不该庆幸,但是看到那桌年夜饭我的确难过得要死,再也回不去了。

    那一年的除夕,我一边听着朱军那多年不变的声音祝福各位观众阖家幸福,一边打扫房间。我发现这间新屋也真的老了,有的地方掉下了白灰,有两个柜门的锁扣也已经不管用了,我们在里面住了快十年了,新房子熬成了老房子。

    有时候我细细地想,觉得还是在老房子里快乐多,可不知为什么,若要让我再搬一次家,现在的这间屋子我却是万分的依恋和舍不得。

    我舍不得父亲病重那年除夕,费力挂上去就再也没摘下来的红灯笼,我舍不得门口墙上贴对联留下的红印子,我舍不得父亲亲手培土养活的那株龟背竹,我舍不得书房窗户边望着我的那抹身影。

    那一年他在窗边看着我,那时他48岁,我15岁。

    今年我想着那扇窗户那个人,他依旧48岁,我却已经20岁了。

    不想长大,不想屋子成为老屋子。

    还记得小时候听见三姨问三哥买不买房子,三哥说一定要买啊,不然都没有家。

    三哥,你错了,有时候有了屋子,也会没有家。

    -- 2016年9月11日 凌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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